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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更新时间:2009/9/15

  【前言】

  1997年7月1日,是一个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同胞从此真正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首先被用来解决香港问题,香港的发展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时钟指向7月1日零时零分,午夜的港岛华光璀璨,流溢着繁华和喧嚣,在中国南端这个小岛上飘荡了百余年的英国米字旗徐徐落下,亿万中国人在电视机前目睹了这一幕。在高新区一家外企上班的杨先生回忆起那一幕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当时我正在读大学,我和同学们彻夜未眠,在校园里一家小卖部的小黑白电视前围满了人,当零时的钟声响起,中国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操场上、小卖部前响起了我们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掌声。”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改革开放,让香港与大陆有了更多的契合点,香港回归后港人消除了“马不能跑”、“舞不能跳”、“股不能炒”的疑虑,香港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依然璀璨生辉!

  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

  1974年5月24日,英国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抵达北京。北京国际机场上悬挂着中英两国国旗,大型横幅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英国贵宾!”

  这是希思第一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委托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担任主陪。5月24日,邓小平率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外贸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希思。邓小平与走下飞机的希思握手,对客人热情地说:“我代表周恩来总理向你表示热烈欢迎。”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会见希思。毛泽东对希思说:“很久以前中国怕欧洲,但这些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他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毛泽东对希思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接着,他那巨人般的手一挥,指着坐在不远处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显然,毛泽东仍坚持维持现状的方针,把收回香港这一使命委托给了比他年轻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也曾从侧面谈到香港问题,表示要在将来的适当时候解决它。

  这一年,邓小平已70周岁,他已经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事业,长期担任地方和中央领导职务,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不可多得的领袖人才。他所具备的卓越领导才能,使他完全胜任毛泽东所期待的收回香港的历史重托。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谁也没有料到,邓小平把他复出后的首次亮相选择在由香港足球队与中国青年队进行的一次足球比赛现场。就在运动员已经进场即将开哨比赛的时候,主席台上突然爆发出一片掌声。一个矮小精干的身影健步走上了主席台。复出伊始的邓小平也来看球了!当这个消息在现场广播后,整个工人体育场立刻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几万双手同时挥舞,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1年多的邓小平神采依旧,频频向观众和香港球员招手,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在有香港足球队参加的赛场上首次亮相,这也许并无什么特殊原因。但邓小平对香港情有独钟,始终念念不忘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成为内联现代化建设、外接国际关系、打通祖国统一道路的一着活棋。英国以前不提香港前途问题,是为了继续占据它;现在迫于形势,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也是为了长期保持对香港的统治权力。香港在外交上对于英国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香港的位置可以加强同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太平洋岛屿等英联邦国家的联系,同时,对于英国还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在所谓“九七大限”越来越近之际,英国不能不为保全香港这个“会下金蛋的鹅”而想尽一切办法。选择合适的人来向中国挑明这个问题,进而诱使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做出让步,成为当务之急。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

  麦理浩是自1971年就任港督以来,为香港民众做了很多实事。香港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的骄人表现,与麦理浩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英国政府选择麦理浩向邓小平提出香港问题,不仅因为他的身份适宜,而且由于他正得到一个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

  那是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位正式访问香港的部长级官员。为了促进两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强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英国政府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天赐良机,想就此让麦理浩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1979年初,英国外交部经研究,对麦理浩访京做了安排。他们计划让他同中国领导人主要谈三方面的问题:第一,香港与广东的关系问题;第二,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问题;第三,也是他访京的主要目的,即趁机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一下香港的前途问题。

  英国决策者感到前面两个话题都好谈,只有香港的前途问题太敏感,需要仔细研究出一个万全之策。经过左思右想,智囊们终于提出了一条计策: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即只提出一个商业性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1997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来促进对其长期投资。

  1979年3月26日,麦理浩到达北京。28日晚,中方通知,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在会见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1997年香港问题。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

  出乎麦理浩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

  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实业家到大陆投资,特别要帮助发展深圳,使深圳变成一个大城市。他再次声明:“即使香港回归祖国,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国尚未决定何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许1997年前收回。但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都会保持现状,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受到保护。”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邓小平说,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了英国方面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1997届满日期,代之以“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的内容。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地说,告诉投资者“放心好了”。

  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坚持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1997年这个截止期限。面对麦理浩的再次挑战,邓小平深思熟虑:不管怎么去说土地租期,但必须避免提及“英国的管治”。说未来的香港“将保持不变”,并不是指其政治状况,而只是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同时投资者不受损害。他同时再次明确告诉麦理浩“请投资的人放心”。

  麦理浩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其实,在会见港督麦理浩前,邓小平已经对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有了清晰的思路。更确切地说,思路是先从台湾问题上打开的。在中美谈判建交过程中,台湾问题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初,他在会见日本、美国、缅甸等国外宾时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做不使用武力的承诺;祖国要统一,但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动。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就是后来所说的“一国两制”的雏形。

  邓小平没有孤立地构思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而是把这一问题和港、澳回归祖国问题统筹考虑。1979年1月18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中国统一后,首先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

  不过,由于香港前途仍然没有真正明朗起来,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干扰,港人尤其是投资者的信心不久便开始发生大的波动。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亲自出马,准备向邓小平再讨一颗“定心丸”。

  1981年4月3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卡林顿。这位外交大臣说:“我来前在香港逗留了两三天,离开时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英国是依靠法律办事的,也许有点过分,所以尽管你做出保证,1997年这个日子仍使香港的人感到不安。你和我都认为这种担心不必要,但事实是,由于1997年这个日子日益逼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须要考虑期限和合同的合法性问题,这将会碰到不少困难。我不想夸大这个问题,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邓小平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浩理爵士谈话时所做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你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

  事后,卡林顿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告诉盼望得到新精神的人们说,邓小平又一次讲“投资人完全可以放心”。

锋芒毕露的“铁娘子”在会谈中碰上硬钉子,以致神情恍惚而在大会堂门外摔了一跤。邓小平很清楚地读出了对手立场的微妙变化,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1981年9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对香港政策虽然与对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许多基本问题上是相通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决定依照对台政策的路子,加快制定具体的对港政策。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为了制订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具体方案,他亲自做调查研究,与香港人士交谈,一方面向他们阐述中国政府的对港政策,另一方面虚心倾听港人的心声,以补充和完善这些方针政策。不久,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十二条”基本政策就制定和公布出来了。

  这年1月,英国副外交大臣兼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中国。艾金斯发现,中国政府开始把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摆上重要日程,并提出了处理香港问题的进一步政策。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要保持香港的繁荣;香港将继续保持其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此,中国将进一步广泛征求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在吸收港人意见的基础上来修改自己的方案。

  4月上旬,英国前首相希思作为民间使者,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专程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了这位老朋友。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毛泽东同他会见谈到香港问题时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的?”

  邓小平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包括“新界”,即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他十分诚恳地告诉希思:“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收回香港,我们这些领导人谁也交不了账。”

  邓小平还向希思透露: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邓小平还请希思把中国的这种考虑转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雄心勃勃的撒切尔夫人登上英国首相宝座后,推行强硬的内外政策,使英国走上重新振兴之路。在这种背景下,被媒体称为“铁女人”与“冷战专家”的撒切尔夫人也酝酿了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撒切尔夫人对自己的外号并不恼火,相反还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他们对我的最好赞扬。”“他们说对了,英国需要一个铁女人。”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正式访华,开始与中国政府就香港问题展开正式谈判。

  9月24日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来访的撒切尔夫人。中方陪同会见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英大使柯华。英方陪同会见的有香港新任总督尤德、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驻华大使柯利达。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撒切尔夫人知道首次会谈最为关键,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她穿着一身蓝底红点的丝质西装套裙,脚蹬一双黑色高跟鞋,手提一只黑色手袋,脖子上挂着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高贵动人。由于英国方面此前已经正式公开了其“绝不妥协”的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因此,邓小平决定“硬碰硬”。会谈开始前,邓小平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两人见面的“寒暄”亦颇微妙――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邓小平说:“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会谈进入正题后,撒切尔夫人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三个条约必须遵守。她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治它。”

  邓小平寸步不让,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且讲话也更加有理有据。他首先指出:“这次谈判,除了要解决香港回归中国问题之外,还要磋商解决另外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另一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的15年中不出大的波动。”谈到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时,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在此,邓小平特地重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不承认19世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他强调,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在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内,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他说,之所以中国还要等一两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以便制定我们在15年中和15年后的方针政策。

  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对于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的问题,邓小平回答: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将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激烈交锋后,两位领导人商量起会谈公报问题。邓小平建议会谈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但是,撒切尔夫人坚决不同意邓小平的这个建议,特别是拒绝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为前提。经过一阵争执,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做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

  公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显然被邓小平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语震撼了,以至于神思恍惚,在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她被扶起来后说,没事。

  撒切尔夫人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回去之后,她私下里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唷,邓小平真残酷啊!”从此,香港问题谈判陷入僵局。

  这一年年底,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次年6月,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将要召开,如果到那时中英谈判仍然处于僵持状态,中方就可能通过全国人大,单独宣布自己的对港政策。

  谈判出现僵局,不仅中国政府和广大港人着急,英国领导人也焦急不安。1983年1月28日,撒切尔召集政府高层官员和港督尤德开会,讨论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提出,在谈判无进展的情况下,应在香港发展民主体制,使它能在短期内获得独立或自治。她还提议在香港搞全民公决。但与会者都不赞成首相的设想。

  3月7日,撒切尔夫人在同柯利达和尤德商讨对策时,柯利达建议由撒切尔夫人写一封信给中国总理,表示只要能在香港的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信中并没有痛快地承诺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是附加了一大堆条件。

  尽管英方来信充满玄机,但邓小平却很清楚地读出了对手立场的微妙变化,并以自己的灵活姿态积极回应,适时地给了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准备与英国代表再次举行正式谈判,以便迅速打破僵局,解开主权问题上的死结。

  谈判原计划于6月开始,但由于英国提前举行大选,双方同意会谈7月开始。

  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期间,邓小平会见了参加两会的港澳人士。他在谈到中方在主权问题上的灵活策略时说:我们考虑到若要英方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英国方面认为“有失面子”,因此,“要给英国人下台阶”。他还指出,如果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可以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而“1997年后”的问题谈好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

  从7月中旬开始的第一轮会谈到9月下旬的第四轮会谈前后,英方软硬兼施,会场内外互相配合,大打所谓的“民意”、“经济”两张牌。于是,会谈未能取得任何成果,而且又在香港触发了更为凶猛的金融动荡。一时间,香港人心惶惶,社会极为不安。

  对此,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以及香港民众、舆论界和各爱国团体纷纷进行反击,发表大量文章,组织各种活动,批评英国的做法。中国领导人更加明确表示了对香港前途的态度。8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日期。

  会谈再次面临危机之时,英国前首相希思深感忧虑。他急忙飞到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打算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再次做沟通两国领导人的工作,为打破谈判僵局贡献一点力量。9月10日,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希思。两位老朋友亲切地寒暄了一番。当话题转到香港问题时,气氛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邓小平对英国政府在谈判中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22日要会谈(指第四次会谈),我希望不要再纠缠在治权问题上。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联合声明的方式对两家都好,不是说哪一家更好,特别是涉及中英长期的关系”。

  邓小平告诫说:“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就不得不在1984年9月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希思向邓小平表示,他将把这番话转告撒切尔夫人,并劝首相改变以主权换治权的做法。

历经风雨,香港终于回归祖国怀抱,而一生曾五下香港的邓小平,却再也不能重踏这片已经属于自己的热土

  迫于形势,英国政府在第四轮会谈后开始考虑采取措施稳定香港经济,并准备在谈判中实行退却。

  1984年的春天来得很早。早来的春天气息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中英谈判的新气氛。为了推动谈判取得更大进展,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4月中旬访华。他在会见邓小平时提出,9月只能作为协议草签的期限,而不是最后批准生效的时间。邓小平问,草签以后为什么不马上正式签字?豪回答说,议会九、十月份要休假,11月份才能复会,所以只能到年底以前签字。邓小平表示理解。双方于是确定9月底草签并公布协议,年底前正式签字。

  两个小时的会谈取得重大成果。中国新闻媒介的评价和介绍是,双方“就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的见解”。

  中英双方的谈判经过22轮的拉锯,直到9月才落下帷幕。9月26日上午10点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两国谈判代表团举行了庄严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

  声明草签几天后,北京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10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成员时欣喜地说:“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谈话中,他再次表示,他愿意活到1997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到香港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接下来,邓小平又谈起观礼团代表们最关心的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也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他笑着对大家说:“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

  入冬的北京寒气袭人,然而,12月19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内却春意盎然。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等中英双方有关人士参加“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550万香港市民、10亿中国人和全球无数双眼睛,通过卫星转播,从电视荧屏上,观看了5时30分中英关系发展史上闪光的一刻:中英双方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宣告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起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之间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

  签字仪式结束后,撒切尔夫人率英国代表团离开人民大会堂。当撒切尔夫人步出大会堂沿着长长的台阶缓缓拾级而下时,突然,她又一次神思恍惚,右脚不慎滑了一下,形成了一副单腿跪倒的姿势,这一幕恰好被参加国际刑警联席会议的美国警察总监斯米洛拍摄了下来。当时陪同撒切尔夫人一块出来的邓小平得知后立刻指示:要把影响缩小到最低程度。

  公安部部长助理兼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朱恩涛说出了自己的方案:邀请客人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纪念堂有一条严格的纪律,即参观者不准携带任何物品入内。斯米洛的相机也不能特殊,必须交予纪念堂工作人员保管。只要相机在中国人手里,有5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慎重地说:“要注意分寸,这只是我方的计划,万一计划赶不上变化,要迅速通知我。”朱恩涛点点头:“你给我一名光学专家,另外,向北京京剧院借一台《智取生辰纲》的折子戏。”“折子戏,要它干吗?”“以防不测!”

  第二天,朱恩涛向斯米洛提出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议时,斯米洛连连摇头:“NO!NO!我对政治老人不感兴趣。”

  “那就参观瀛台,那是囚禁清朝皇帝的地方。”斯米洛有了兴趣:“皇帝的监狱?去看看。”

  “这哪里是皇帝的囚牢,这明明是上帝的天堂!”斯米洛被这如诗如画的景色陶醉了。

  突然,一股水柱从草丛里喷射出来,把朱恩涛和斯米洛全身淋湿。一名园工吓得慌忙从树丛中站出来,连声道歉,原来他正在这里安装喷水管……斯米洛脱下外衣,把相机交给了中国陪同张剑。朱恩涛提议说:“我们先去涵元殿观赏京剧,看看古代的梁山好汉是如何造反的。戏看完了,我们的衣服也送来了。”

  涵元殿里,《智取生辰纲》开演了。可刚过了5分钟,斯米洛就有些不耐烦了。偏偏这个时候,张剑传来消息,相机有密码程序,光学专家无法打开。朱恩涛马上吩咐张剑:“电告刘部长,让公安部马上派一个解码专家。”他回头对京剧院的负责人刘锦说:“换戏!”

  “换戏?”“换《三岔口》。”“你说换戏就换戏,咋换?服装、道具、演员都没有,怎么演?”“我不管,想想办法。”刘锦无法,亲自登台。《三岔口》引得斯米洛连连击掌叫绝。

  戏近尾声了。斯米洛对朱恩涛说:“请把我的照相机拿来,我要拍几张剧照。”朱恩涛说:“别激动,最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剑终于出现了。朱恩涛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一周后,朱恩涛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张《华盛顿邮报》,头版头条刊登一则消息:《香港将成为“铁娘子”政治生涯的滑铁卢》。

鲁平回忆当年往事,神采奕奕。香港百年沧桑,回归之路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宏大画卷,又如一条蜿蜒曲折、荆棘丛生的登高之路。几代中国人,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之奋斗不息,归来旅途的每一步,都浸润着中华民族的血汗和智慧。日前,记者专访回归工程“操盘手”之一、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闲坐话说当年,点滴仍扣心弦……

  从小见证屈辱历史一直盼望国家中兴

  记者:您是香港回归的实际“操盘手”,您当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去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的?

  鲁平:我是在上海出生和成长的,亲身体会到那时候外国人怎么欺负我们———“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我亲眼所见。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够扬眉吐气、真正站起来。后来参加港澳办的工作,参与实施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把两块殖民地拿回来。

  有一点很重要:香港回归的每一步,都是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决策的,我们只是执行。我只是跑跑腿而已。

  坚持原则兵来将挡运筹帷幄见招拆招

  记者:除了跟彭定康领导的港英当局作斗争之外,香港回归之路还受到哪些方面的压力?

  鲁平:英国人在谈判时给了我们很大压力。

  1982年撒切尔来访时会见邓小平,实际上是来施加压力的,她说:“‘三个条约’是国际条约,后政府应该继承前政府的条约。如果按照你们的办法来收回香港,会给香港造成灾难性打击。”

  小平同志很不耐烦,不让她多讲: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应该谈的是如何收回,如何平稳过渡,这个问题最多两年一定要解决。否则我们要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不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我们就提前通过武力解决。小平同志没有这样说,但撒切尔心里明白,闻听此言,神不守舍,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摔了一跤。

  终于,1984年,小平同志定的两年期限到了,后来加班加点分组谈,终于在限期前完成了《中英联合声明》。

  形势突变节外生枝回归征途初见波澜

  记者:我们知道,“一国两制”、《基本法》在出台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麻烦。

  鲁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样的政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后得来的结论。但是在制定和贯彻“一国两制”的过程中,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波折,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很多反复。

  1989年“北京风波”以后,局面变了,英国对中国形势作了错误判断,以为中国会变色,共产党会下台,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从有商有量有合作变为搞对抗,好多事情采取单方面行动。

  香港有些人受西方歪曲宣传的影响,也跟着变。致使我们在《基本法》起草后期遇到很大困难。

  建新机场要留家底签订协议要首相来

  记者:除了在主权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斗智斗勇,香港顺利过渡还遇到了哪些障碍?

  鲁平:1989年后又产生了一个新机场问题。

  建设香港新机场,实际上是我们主动提出的,但1989年后,港英当局事先不和我们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花1270亿港币建一个新机场。

  但回归后能给香港剩下多少财政储备?对方回答:最多50亿港币。这简直是开玩笑!50亿港币财政储备怎么维持政府运转?

  后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来京找我谈,没结果。最后,英方骑虎难下,首相梅杰只能亲自插手,派政治顾问柯利达秘密来到北京。中央指定由我和他谈,我们在钓鱼台关起门来谈了一天,讨价还价,挤牙膏似的,他说250亿,到顶了。我算了一下,我们替香港特区政府保管的土地基金,到时约可累积到七八百亿元,加起来届时特区政府可有1000来亿的财政储备,也勉强可以过日子了。

  我报请中央同意后,准备草签备忘录时有一条: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才生效,柯利达不干,说梅杰首相不可能到北京来,我说你们原来说过的,为何不算数?他拍桌子说没说过!我也火了,也站了起来:“柯利达先生,你还想不想谈?不想的话请你马上回去!”看我态度坚决,他出去打了一通电话,过了一会,回来说:“首相同意了。”

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校园里居住着一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重要人物,他就是第27任港督卫奕信。在整个香港回归谈判的过程中,卫奕信都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见证者。在他的任期内,日后引起巨大争议的香港的政治改革和新机场建设也摆上了议事日程。

  在采访中,卫奕信提议记者用普通话提问,他用英文回答。就这样,我们同卫奕信展开了一场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有趣对话。

  我是在一次小型会议上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他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浑身焕发出权威感,很有感染力。

  当时的场景确实非常让我激动,看着我自己曾经服过兵役的军团在场上游行,给英国在香港的统治画上句号,非常激动人心。

  “你要是见到他,你可以跟他说普通话。”熟悉卫奕信的人通常都会这样向人介绍这位有着传奇色彩并对中国文化异常着迷的港督。

  谈首次见邓小平:

  “邓小平说‘请香港人民放心’”

  记者: 许多人说正是因为您是一个中国通,所以您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非常有技巧,不像彭定康那样,因为他不太了解中国。您同不同意这个说法?

  卫奕信:好。让我回答您的问题的第一部分。简而言之,我对中国确实抱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生中也有很多时光要么是在香港和北京工作生活,要么就是在处理与香港或中国内地相关的事务,甚至有时身在他处时也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事情。

  我希望这些经历,对我在有效处理香港政府与大陆关系的问题方面都起到帮助作用。我希望这些经历是有益于我的工作的。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为香港人民和香港居民谋福利。

  记者:1979年的时候,麦理浩成为第一个以官方身份访问北京的港督,当时您也陪同去了,而且也见到了邓小平先生,您对邓小平的印象怎样?他当时对您谈了什么?

  卫奕信:我是在一次小型会议上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他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浑身焕发出权威感,很有感染力。

  记者:有没有邓小平说的一句话给你印象特别深的?

  卫奕信:有的。那句话后来在我回香港后得到多次引用,那就是,“请香港人民放心”。

  谈中英谈判:

  “如果北京同意,我们就在1997年后继续租用新界。”

  记者:也就是在那次之后,英国方面知道了中国人想收回香港的决心是很强的。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把香港谈判的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

  卫奕信:对我们这方来说,那次访问是第一次在高层提出那个问题,使得1997年的问题开始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必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找到解决方案。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香港的投资将会流失殆尽,这将会对

  香港经济以及香港市民造成严重的影响。

  我们在谁也不清楚中国政府态度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想处理最为紧迫的问题,也就是新界的土地租用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建议,我们提议,如果北京同意,我们就在1997年后继续租用新界。这样的话,中国何时收回香港的问题就会得到延迟处理。

  让我再解释一遍。你也许记得,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香港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应该在适当的时机予以解决。我们每次提出香港前途问题时,中国的立场都是这样。邓小平当时说的是,虽然1997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他还说,香港会继续成为自由港口,请香港人民放心。

  谈“一国两制”:

  “那就是历史现实。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确保它切实可行。”

  记者:在中国许多人都知道撒切尔夫人,当时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不知道撒切尔夫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协议的?

  卫奕信: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她当时对那个协议不满意。她觉得一块在英国治理下的土地、并且其中一部分已在19世纪签署的条约中割让给英国,要回归中国,基本上她对此是不高兴的。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人,所以她不喜欢这个协议。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承认,达成协议对香港有益,当然她后来也接受了联合声明的细节。

  记者:香港回归中国对于中英两国来说是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不管是从现实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

  卫奕信:还能有其他什么选择吗?!(停顿了一会)那就是历史现实。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确保它切实可行。

  记者:其实在这种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实际上双方展开了很多的谈判,“一国两制”,这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可以这么理解吗?

  卫奕信:这样说吧。当时关于1997年后的安排必须要达成一个协议,这一点非常重要,原因我前面已经谈到过,不签协议的话,香港的经济可能会崩溃,继而给香港市民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所以协议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签协议,完全不作为。我个人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选择。

  麦理浩爵士于1979年访问北京时,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很有远见,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概念,这也是非常幸运的。在现在看来,我们都可以接受,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在当时这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提议。

  谈“港督”生涯:

  “我的职业顶峰非港督莫属”

  记者:1992年7月,您任满离港。您在香港工作了5年,您是否享受当港督的日子?当港督是否是您一生中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

  卫奕信:毫无疑问,我的职业顶峰非港督一职莫属。对于像我这样在香港生活过很长时间并参与其中诸多事务的人来说,能够被委任为香港总督、对当时的500多万香港人负责,是件意义相当重大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做得好还是坏,都会直接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荣幸。

  当然,在此之前我也做过许多事情,而且我也乐在其中。但不用质疑,担任香港总督是我一生中以及我的职业生涯的顶点。

  记者:作为曾经的在香港的最高统治者,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怎样?

  卫奕信:能担任香港总督,我觉得非常自豪。我对香港的英国管理机构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我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差不多所有的成果都是香港人民取得的,而并非在香港的英籍官员。所以在观看仪式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很多情景。

  第一个是,参加仪式时,我坐在那里,发现湾仔与我印象中学生时代的湾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环绕我四周的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成群的银行、成堆的办公楼,环绕我的是一个繁荣的1997年的香港,一个比我在20世纪60年代读书时繁荣得多的香港。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

  第二个印象,可能听上去也有点奇怪。那就是英国驻香港的最后一支军队。那支军队在仪式的第一部分时上场列队行进,叫作黑卫士兵团,是一支苏格兰高地兵团,我曾在这个兵团服过两年兵役。当时的场景确实非常让我激动,看着我自己曾经服过兵役的军团在场上游行,给英国在香港的统治画上句号,非常激动人心。

  第三件印象深刻的,就是倾盆大雨。当时每个人都淋得湿透了。下雨可以被看作是繁荣的象征,因为下雨和下鱼差不多,汉字写法有点不一样而已。我希望那场大雨意味着香港会越来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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