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求生存的烟业工人
来源:中国烟草博物馆  作者:张雷
更新:2015-09-01

工人是生产工具的直接掌握者,又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旧中国,烟草产业工人和全国工人一样,地位最低,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经济上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最重。因此,他们具有特别坚决彻底的反抗性和革命性。抗日战争时期,烟草工人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一步提升了抗日救国、抵抗剥削的思想意识,与资本家开展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罢工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当时,沈阳市内工商业纷纷倒闭,英美烟草公司也处于产品滞销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本家更加变本加厉地把经营损失转嫁给工人,工人每天劳动时间多达14小时。资本家所超出的工时,不但不给加班费,还取消了每年增加一次工资的规定。面对这种局势,满洲省委决定在工人中大力宣传罢工斗争,提出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资本家压榨剥削等口号。

1932年至1934年间,时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的赵一曼受党的委托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赵一曼当时由上海乘船经大连来沈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赵一曼通过金伯阳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原大英烟草公司,在1930年11月14日改名为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并通过她们的帮助进厂,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吸收了不少工人参加反日会。由于当时党的活动出于秘密的情况下,赵一曼与党的组织没有接触。后来因被人注意,为防止发生意外,三个月后赵一曼离开烟厂去了纺纱厂。

在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前夕,上海几家主要的民族烟厂南洋、华成、大东等都在战区,却毫无准备。直到14日上午,日机飞临华成厂房上空轰炸时,工人才在一片混乱中,空着双手逃离工厂。按烟厂惯例,每月工资分16日和1日两次发放,因工人在14日逃离工厂,所以上半月的工资,工人都没有全额领到。沪战爆发后,只有福新、大东南、德隆、江浙等几家烟厂未停工,总共仅有一千七百多工人,其他万余工人皆成为失业者,遭遇实业的痛苦。他们有的流落在租界,露宿街头巷尾,后来只得住进难民收养所;有的借住在亲戚家;有的回乡暂住,生活都极其困难。据南洋老工人吴三妹回忆:“‘八·一三’战争发生后,工厂解散,每人只领得5块钱,当时逃难的情况混乱不堪,后来到南洋代卷厂(愚园路)做工,离家路程走三小时,早上四点钟就要起身。第一个月每日拿二至三角,可买二升米。后来情况愈来愈不好,拿来工钱只能买些苞米和大饼充饥。”在抗战后期,上海的烟业工人虽然部分得到复工,但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卷烟工人又陷入新的生活困境。

1938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嚣张,其对部分英美烟厂采用的控股和派驻监工的统治方法,这更让烟厂工人们遭受了非人待遇。位于哈尔滨的“老巴夺株式会社”,拥有一千余名烟草工人,日本方面派了一个退伍的陆军中将,名叫藏田弥太郎,为烟厂总办。各车间的监工也相继配上一批日本人,大都是战场上被打伤残的军官。还专门设立镇压工人的劳务科,它是日本侵略者在烟厂的特务机构。厂内宪兵、警察经常出入,门岗还增加了日本兵,对工人实行瘦身制,施以法西斯统治,加紧对中国财富的掠夺。日本监工、把头对中国工人极为残暴。童工学坤干活时,嘴里叨咕两句,被日本监工高岗听到,随即将范学坤连拉带拽到办公室,让他双手举起一根铁棍,两头各挂一桶水,他举了一会就气力不足,把水泼到地上,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就发疯似地用皮鞭抽打他,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

在这段抗日战争的苦难岁月里,全国卷烟业工人的普遍遭遇,交织成一幅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悲惨景象。烟业工人们为求生存,忍辱屈服,一方面为躲避战火而漂泊流离,一方面为了谋生而遭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剥削,即便在抗战胜利到来前的黎明,仍难逃迫害。1945年8月16日,“八一五”光复后,市民与哈尔滨烟厂工人准备分掉厂内日伪遗留的粮食时,却遭已经投降的日本军血腥镇压,工人贾德忠被打死,数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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