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复兴的民族卷烟业
来源:中国烟草博物馆  作者:张雷
更新:2015-09-01

在日军丧心病狂的侵略中,许多烟厂毁于战火硝烟,民族烟草资本家们并没有因此屈服,他们有的在租界区继续重建新厂,用多种形式支援爱国抵日运动,创建了不少爱国品牌的卷烟产品,他们有的内迁陪都、贵州等地另辟市场,将烟草工业与烤烟种植技术引入当地,在战火中振兴了内陆地区烟草产业的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卷烟业工业公会率先派出3人参加封存日货活动,支援天津反日救国联合会工作,之后公会主席王文典与成员卞白眉被推举天津救国集金委员会保管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先后沦陷,各地烟厂纷纷陷于战火之中。在上海,“八·一三”事件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近30家民族资本烟厂先后遭到破坏,其中14家烟厂的损失达1211.6万元。南洋烟厂总厂房和主要机器设备均被日军焚毁。华成烟厂机器设备全部被毁,厂房部分毁损,烟叶被焚约6000桶,共计损失达500万元以上。大东烟厂厂房、机器、原料、货物等全部被焚,共损失40余万元。上海民族资本烟厂仅19家开工。日商东洋烟草株式会社凭借日军势力,强占华东等民族资本烟厂。

与此相反,当时沦陷区的不少学校、机关、工厂等纷纷内迁南下,这使内陆主要城区人口聚增,使卷烟消费量大涨,价格辗转上涨,促成了卷烟工业的勃兴。同时,一些手工业加工者,也纷纷落户,他们将手工卷烟技术,手摇卷烟机等带到当地,以生产、销售香烟为生。如:1937年后的甘肃地区,卷烟消费不断增加,地方烟草产品供不应求,刺激了甘肃卷烟工业的发展,一时间各地手工制烟作坊兴起。在中华民国政府经济部注册的有设在兰州市颜家沟的东来瑞记纸烟厂、兰州横街子168号的豫陇纸烟厂、兰州中山路204号的新华纸烟厂和华陇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另外,天水有西北烟厂、松茂家庭工业社等五家;庆阳有华丰、恒泰等多家烟厂和作坊;平凉有纸烟作坊11家之多。甘肃私营卷烟制造业在抗日战争时期最盛时达50余家。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民族烟草资本,在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设有公司和分厂,1938年,侵华日军逼近武汉,南洋汉口分公司和卷烟厂决定内迁,机件、器材、原材料等分批运往重庆。1939年3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重庆设立分厂,生产“双喜”、“黄金龙”、“高塔”等牌卷烟,月产量300余箱,因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原料来源受阻。为解决卷烟原料,请宋子文出门,商得云南省主席龙云同意,在云南种植美种烤烟。宋派农业部专家,携带美国烟种来滇,在昆明东郊定光寺蚕桑苗圃农场试种,当年种植成功。烘烤后的烟叶,质量符合卷烟要求。从此,美种烤烟在云南扎下了根。

1940年,由孔祥熙代理人刘鸿生,盛频臣等筹建的官商合办华福卷烟公司在重庆筹组,历经三年后于1943年7月7日开始生产“华福”、“火炬”、“三六”等牌卷烟,月生产能力达900箱。“华福”牌卷烟于7月28日开始试销,每箱出厂价3万元,每包零售价30.4元,试销仅24天,即风行渝市。自9月18日起,又奉令调整每箱出厂价为4.93万元,每包零售价为50元,由烟类专卖局收购。价虽增高,销路却越见旺盛。1944年初,“华福”牌出厂价由每箱4.93万元调整到6.91万元,成为当时重庆首屈一指之烟。此外,一些中小型卷烟厂和手工卷烟作坊也迅速发展起来。至1943年4月,重庆的卷烟厂达72家。1944年,重庆的卷烟厂发展到127家,成为当时全国重要卷烟生产基地。另外,1940年由官僚资本创办的贵州第一家规模最大的卷烟工业企业---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同样也是抗战时期民族烟草资本不断兴起和发展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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